南京大学终身教育学院

2026年7月14日，南京大学“诚计划”系列讲座第208期在线上举行。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/民族与边疆研究中心华涛教授应邀作了题为《中古阿拉伯文献与丝绸之路研究——中古时代中华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相互认知》的学术讲座。在一个半小时的分享中，华涛教授以汉文与阿拉伯-波斯文献互证为方法，从文明交流的长时段视角出发，将公元7至15世纪丝绸之路上层叠交错的文明图景，呈现在听众面前。

丝路前传：从张骞“凿空”到亚历山大东征

讲座伊始，华涛教授并未直接进入中古文献，而是首先厘清了丝绸之路的“前传”背景。他指出，尽管张骞于公元前138年首次西行被视为中国官方开通西域的标志，但东西方之间的交通远早于此。他援引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张骞在西域听闻“邛杖”、“蜀布”的记载，说明民间商贸通道早已存在。

而张骞之前东西交通最重要的事件，当属公元前334年至324年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。华涛教授展示了庞贝古城出土的著名马赛克镶嵌画《亚历山大与大流士激战图》，指出马其顿帝国兵锋远达中亚和印度河流域，推动了希腊化文化与东方文明的首次深度交融。这构成了张骞“凿空”之前，东西方交通史上最为壮观的一页。

互文的汉阿文献：唐代视野中的“大食”

进入正题，华涛教授首先梳理了唐代汉文文献对西域认知的飞跃。从隋代裴矩《西域图记》序中详述的敦煌至西海的三条通道，到中唐宰相贾耽《皇华四达记》中保留于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的“边州入四夷道里”，均显示出唐代中国人的世界视野已远超魏晋。

华教授重点解析了“安西入西域道”中的地名“拨换”。他指出，此地汉代称姑墨，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记为“跋禄迦”（梵语Baluka音译），而贾耽记为“拨换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地名也出现在中古阿拉伯地理文献中（如Bakhoun, Barwan）。他引用伯希和与季羡林/张广达先生的考证，指出“拨换”即今新疆阿克苏温宿一带。“一个嵌在汉文道里记中的地名，本身就是丝绸之路上多种语言、文化层叠交融的最好证据。”

此外，华涛教授详细介绍了随高仙芝西征、在751年怛罗斯之战中被俘往大食（阿拉伯帝国）的唐人杜环。杜环流寓西域十余载，归国后所著《经行记》虽已散佚，但其叔父杜佑《通典》中保留了珍贵片段。杜环笔下记录了“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”、“一日五时礼天”、“不食猪狗驴马肉”等伊斯兰教风习，这是汉文文献对伊斯兰世界最早的一手直观观察之一。

阿拉伯文献中的丝路全景：从游记到地理志

华涛教授强调，公元7世纪后约一千年间，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文献与汉文、欧洲拉丁/希腊文文献并列为丝绸之路三大史料群。他介绍了一些中古阿拉伯-波斯书写：

9世纪中叶，佚名作者与阿布·赛义德所著的《中国印度见闻录》（旧译《苏莱曼游记》），详细记述了从巴士拉经马斯喀特、马六甲至广州的海上航线，并记载广州设有“穆斯林蕃长”管理侨务，以及唐人“便后用纸”的生活细节。
同时代的地理学家伊本·胡尔达兹比赫在其《道里邦国志》中，不仅记录了陆路驿站里程与税收，还载有通事萨拉姆奉哈里发之命东探“亚历山大边墙”（即歌革-玛各边墙）的传奇行程。
11世纪70年代，出身喀什的学者马哈茂德·喀什噶里，在巴格达用阿拉伯文编撰《突厥语大词典》，首次系统地向伊斯兰世界介绍了中亚操突厥语部族的语言文化，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文化反向传播。
蒙古时代，文献光谱更趋斑斓。志费尼在哈拉和林开始撰写的《世界征服者史》、奈萨维记录花剌子模末代苏丹的《扎兰丁传》，以及伊利汗国宰相拉施德主持编纂的《史集》——其中附有汉、唐、宋、辽、金等中国王朝的皇帝画像，并坦言参考了元朝孛罗丞相带去的蒙古秘档“金册”——均极大补充了汉文史料对中亚、西亚记载之不足。

乌马里的“圈式丝路”：一种前现代的网络思维

讲座最具启发性的部分，是华涛教授介绍的14世纪埃及马穆鲁克学者乌马里的独特地理观。在其巨著《眼历诸国行纪》中，乌马里并未将世界描绘成“从长安到罗马”的直线，而是将东起北京“汗八里”、西至西班牙格拉纳达的已知世界，划分为33个“圈”（Dā‘rat）。每个圈以一个中心城市为圆心（qutub），详细标注该中心至圈内各城镇的距离与方位。

华涛教授形象地将此比作“现代的快递分拣网”。他展示了一系列城市网络图，如汗八里、喀什、不花剌、花剌子模、德里等中心的辐射圈，指出这些“圈”之间通过次级城镇相互连接，形成互联网络。“乌马里用圈层互联的非线性模型，暗合了千年后的现代物流逻辑。道路不是一条线，而是对这些小‘圈’的勾连。” 华教授还将其与中国唐代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中以“八到”（东、南、西、北四至及四隅）描述州县方位的方法相比较，指出两种文明在地理思维上的内在相通性。

结语与启示

讲座最后，华涛教授总结道，丝绸之路研究需要突破单一民族、单一语言的框架，在中国传统国学基础上，吸收现代欧洲东方学研究方法，以多语言、多文化、多民族的视角审视中国及其周边，才能更接近历史的复杂面貌。

在互动环节，针对“中古阿拉伯文献对当今理解‘一带一路’与文明互鉴的现实意义”之问，华涛教授审慎地指出，在碎片化信息流行的当下，中古汉文和阿拉伯文献提醒我们——文明间的知识流动从来不是单向的，而是往复交织的河流。无论是杜环笔下的大食礼拜，还是喀什噶里笔下的突厥语词汇，都证明深层的文化互鉴是长时段历史的常态。以长远眼光看待文明交流，方能避免轻率的论断。